浏览次数:[] 信息来源: 发布时间:2021年03月27日 12:47 |
教育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,课程 教学、管理、人事制度等各项改革任务当中,教育评价改革是一个“卡脖子”难题。先进的理念、科学的制度、规范的管理,都不能脱离和超越评价“指挥棒”的制约。现实中存在的根深蒂固、盘根错节的教育问题,很大程度是评价导向与改革不适应所造成的。2020年9月,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总体方案》)出台,首次系统提出教育评价的新理念、新思路、新方案,力图破解教育改革的“卡脖子”难题。可以说,教育评价改革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变革,变革成功与否,将考验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的智慧、勇气和魄力。推动教育改革所要做的事情很多,尤其关键的是要在教育评价改革的基本问题上站稳立场,拿出实招。
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是教育价值观的转变
教育评价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教育价值观。教育价值观直接影响教育的评价标准、评价方式和评价能力。人文主义主张培养和谐发展的人,尚武主义要求培养勇武坚毅的人,宗教至上需要培养驯服虔诚的人,政治至上要求培养忠诚认同的人,社会的价值观决定教育价值观,也决定教育的培养目标、方式和途径。然而,一个社会的教育价值观也不是单一的,宏观的教育价值观是比较明确,但是不同区域、不同阶层、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教育主张,这些教育主张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,某些方面却存在严重的分歧。国家要求教育提高国民素质,培养全面发展、符合国家建设要求的公民,家庭和个人则仅仅希望通过教育改善自身处境,谋求较好的社会地位。中央政府要求教育符合国家对国民素质和人才质量的需求,地方政府则关注通过教育显现政绩,争取社会资源,而学校则看重教育资源的分配、生源的优劣。教育价值观既反映了对教育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,也反映了教育的利益诉求。从国家利益出发,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公民;从家长的利益出发,考试分数却是实实在在的,能够兑现教育利益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,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撑,从家庭利益的角度看,普通教育却能带来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改变。
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,东西方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处于价值观的割裂和对抗之中,而且价值观的割裂又往往是非难辨。20世纪20年代,受到欧洲自然主义影响,美国兴起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主张,认为教育应该以“儿童为中心”,反对固有的课程,鼓励尊重儿童本性,让儿童在行动中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知识。然而,20世纪30年代兴起以巴格莱为代表的要素主义,却看到进步主义教育过分强调儿童的自由、兴趣和活动,导致美国学生学业能力下降,文化水平、数学水平、语法水平降低。要素主义强调教育要促进社会进步,就要让学生掌握人类文化遗产,帮助学生进行严格的理智和道德训练。要素主义强调教师要拥有权威,保证学生遵守纪律,维护严格的价值标准。认为由于人的本性,儿童往往不能专心致志,甚至厌恶学习,不能仅凭兴趣学习,提倡对学生进行心智训练,要求学生刻苦学习,并强迫自己专心致志,在教学过程中不排除灌输,对学生最大的要求就是服从。两种价值观导致截然不同的教育评价标准,现实意义上要素主义对美国教育影响更大。
本世纪以来,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推进过程中,也发生了旷日持久的“素质本位”和“知识本位”的价值之争。以钟启泉为代表的“素质本位”认为应试教育对儿童造成了极大伤害,不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培育和成长,扼杀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创新素质和科学精神,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可持续发展,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要求,要大力推动课程改革。以王策三为代表的“知识本位”认为新课程改革存在一股“轻视知识”的教育思潮,应认真对待和克服;要坚决摒弃由“应试教育”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,不能一味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,追求升学率本身并不是一个要被完全否定的现象,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,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必将长期存在,教育改革只能是调整、渐进。观念上的争论在现实中的反映就是,一边高呼“素质本位”的口号,一边走着“知识本位”的路子。两个事例说明,教育发展一直处于观念的冲突之中,教育在观念的碰撞之中才有了进步。应试教育重视教育对个体的现实利益,素质教育关注教育对群体的长远利益;行为主义希望通过控制人的成长实现教育目标,人文主义主张尊重人的自由成长。
教育中经常面临着注重教化还是注重规训,注重品德还是注重能力,注重适应还是注重改造,注重个性培养还是注重集体意识等观念的冲突。我们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,但观念又不随人的意志转移,观念产生于人的意识与环境的相互作用,超越现实、理想的教育观念往往是少数人的追求。作为评价改革应该跳出单一观念的“窠臼”,关注到各种观念冲突中的合理性和现实性,既要调和矛盾,又要引领进步。今天,教育评价改革需要建立符合当下国家现实利益的价值观念,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,一是超越传统的问题,传统教育观念中“学而优则仕”“重伦理轻技术”“重整体轻个体”“面子文化”“人情社会”“盲目攀比”以及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”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等,严重制约了教育评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,扭曲了教育的意义。二是正确对待西方教育观念的态度问题,我们今天的教育体系并不是中国原生的,而是对西方教育体系的移植和发展,西方教育注重实证,重视创新和批判精神等对我们教育的改革是有益的,但是西方教育表现出过于强调工具理性,重视教育的技术性和功利性又被我们发展到了极致,我们今天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,既要学习西方教育的优势,又要克服盲目照搬引发的“水土不服”,要树立起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教育价值体系。
教育评价标准是把“双刃剑”
教育评价是对教育实践和教育现象的价值、作用、水平、发展等作出优劣判断,评价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目的的标准体系,需要把教育认识变成相对科学、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指标。标准作为一种工具,既有甄别、判断的作用,又有诊断、引导的作用,适切的评价标准有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,相反则导致教育发展的异化。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社会活动,教育实践和教育现象几乎充斥整个社会生活,纷繁复杂。《总体方案》里确定了政府、学校、教师、学生和社会等五个大的评价主体,提出了改进结果评价,强化过程评价,探索增值评价,健全综合评价四个评价维度,这是我们第一次系统制定出的教育评价框架,具有划时代意义。然而,围绕这个教育评价的框架,建构起科学的评价体系却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,从宏观到微观,从甄别到选拔,从量化到质性,从综合评价到单一评价,从教育内部到教育外部,重新建构一套评价标准绝非易事。评价的标准化是把“双刃剑”。教育评价标准的归宿是能切中教育的本质,但是教育的本质又充满了矛盾和对立。教育过程中,要让学生感到自由,又要对学生进行纪律的控制;要重视保护学生安全,又要鼓励学生敢于冒险;要强调学生的个性与自我意识,又要让学生重视集体和他人;要让学生充满理想,又要不被理想束缚;要鼓励学术自由,又要强化学术规范;要强化对教师的标准化考核,又要激发教师的教学活力;不追求升学率无法体现教育质量,过度追求升学率又让教育过程丧失人性,等等。教育评价正是要在这种矛盾对立中把握方向,引导发展。但是,人们的认识水平、认识能力又受到现实和时代的局限,评价的标准也会偏离发展的目标。所有的评价都会看到自己积极的一面,忽略评价的负面作用。教育评价过于追求理想的目标,可能就会忽视现实的局限性,导致改革目标适得其反,南辕北辙。
2002年,美国小布什政府颁布了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》,针对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水平低的问题,提出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。这一法案客观上达到了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作用,但是由于它采取了强制的区域标准化统一考试的形式,并把考试成绩与学校经费及教师的绩效挂钩,督促学校和教师提高学生学业成绩,导致很多学校投入了大量的备考时间,减少不参加统考的课程,延长学校上课时间,缩减学生的休息时间,甚至放学后补课。学校为提高考试成绩不择手段,教师丧失了课程决定权,强化学生机械记忆而不是独立的批判性思维。高风险、标准化的考试将丰富、复杂、不确定的课堂教学简单化,导致了学生学习兴趣的降低。2015年,奥巴马政府废止了这一法案,取而代之的是《让每一个孩子成功法案》。新法案虽然继续保持了学生学业的高标准,但不再把测试的成绩作为衡量学校表现的唯一方式,学校不再因为单一的考试成绩而面临严厉的惩罚,允许各州创新使用各种方式,自己决定如何评估学校进步,自己决定标准测试成绩在评估中所占的比重,自己设定自己的学业进步目标及时间表。新法案有效减轻了教师的压力,促进教师的创造性与工作热情。这给我们的启示是,教育具有二律背反的特征,评价标准需要在这种矛盾的张力中引导发展,就要充分估计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迎合、投机、规避等负面行为。教育评价中最大的问题是评价标准“单一化”,评价内容“外在化”,评价方式“一刀切”,评价过程“一白遮百丑”,而忽视了教育实质。简单地把高考升学率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地区教育质量的全部,忽视了教育质量也体现在学生的道德、健康、行为、情感等方面。把论文发表的数量、刊物等级作为评价教师学术水平的全部,忽视了教师对教育科研的实质性贡献。把教育投入作为考察党委政府重视教育的全部,忽视了教育体制机制和教育活力也是重视教育的内容。教育是兼具实践性、规律性和教育性的综合社会活动,不能简单用各种量化指标评价,特别是教学活动,往往关注了指标化就会偏离育人活动的丰富性,然而,近年来在经济生活中的管理主义、工具主义思想影响到教育评价,任务分解、指标分配、效率评估等,就连课堂教学也要追求高效课堂,这都是不科学的评价方式,需要反思和改革。新时代,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如何切中教育的本质和实质,淡化教育现象的外部指标,关注教育的内在实质。
教育评价改革必须进行一场治理体系改革
现实中教育评价数量繁多、频次过密、花样翻新、层出不穷,正式非正式、正规非正规的教育评价纷纷扰扰,评价结果五花八门,有些评价误导社会和家长,过于频繁的评价评估督导干扰了正常的教育秩序。
教育评价改革也是一场教育治理改革。教育评价的治理需要从评价制度建设、评价体制完善和评价主体资质方面保证评价的规范科学、有效有序。教育评价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很关键,对各种教育评价的性质、类型、主体、内容及结果运用等都需要建立规制,让教育评价回归科学、理性。需要明确在教育评价实施过程中,谁能评价、评价什么、不能评价什么、评价结果如何使用,保证评价的价值性、独立性、客观性,规范评价过多过滥,重复性评价,同质性评价。教育评价治理关键是对使用评价结果功利化的控制。要充分估计到,一些涉及政绩、经费、项目、资源等分配的评价,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和学校出现投机行为,弄虚作假,过度投入等现象。关注一些涉及具体单位或个人的荣誉、地位、等级、收入、获得的评价,需要建立更加严密的评价程序。控制功利化的结果使用,主要是克服急功近利,盲目竞争,目标短视,导致教育生态破坏。规范教育评价,不是限制评价的多元化和多样性。多元化和多样性是由教育的外部特征所决定的,不同类别的学校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,同样类别的学校也因为所处的环境、办学主体、办学性质、生源结构、师资水平、历史积淀等差异,需要建立适切的评价标准,同样是小学,如果用优质学校的标准评价一所乡村薄弱学校,显然是不能指导乡村学校健康发展。同样,各级各类学校的理念、条件、文化、管理、教学都需要评价引导,过于笼统地评价一所学校好与不好,很难认清教育的真实面貌。要鼓励评价的多样性和多元化,让社会和家长根据自己的关注点去认识一所学校,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自我,让社会根据岗位的需要选择适合的人才,破除“唯分数、唯升学、唯论文、唯文凭、唯帽子”的问题,也避免千人一面、千校一面的局面。教育评价治理要推动第三方评价,现行的教育评价八成以上是政府组织的评估、监测、督导,政府是教育的举办者,也是教育的评价者,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教育评价很难做到客观、中立、科学。
教育评价是一门有待振兴的未来科学
教育是一项古老的社会活动,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,同时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,教育评价更是一门科学。今天,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备,与我国教育发展不充分的历史阶段有关,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价值观念、教育认识水平有关,更与教育评价的科学研究不深入有关。教育评价的思想观念、评价工具、评价标准、评价方式,呼唤教育评价理论研究、实证研究、政策研究及技术开发研究的总体水平提高。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入推进,需要加强教育评价、教育测量、教育预测等方面的学科建设,在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设置不同层次、不同维度的教育评价学科建设,提高评价的科研水平,培养大量的教育评价人才,满足评价改革的需求。教育评价研究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评价体系。我国现在的教育评价基本上是借用了西方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方法,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,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法,克拉斯沃尔的行为结果评价等,这些理论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教育评价体系的形成,但是这些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,并没有顾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,如何对待中国学生的勤奋刻苦,如何引导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,如何对待汉语及中国文化学习的心理机制,如何关注攀比文化对学习的影响,都需要去研究。
教育评价研究要关注未来学习的科学化。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学习问题,在互联网、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,要用学习科学指导学生学习,就要通过心理学、社会学、神经科学、脑科学、机器学习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看待学生的学习,认识学习规律、学习策略选择、学习能力甄别,从而破解根深蒂固的学习负担过重问题。同时,未来社会淡化文凭、淡化学校的牌子,如何建立并使用伴随一生的学分银行,或者像可汗学院提出的微观证书,来证明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创造能力,以及普遍认可的“绿色评价”,都需要评价研究提供理论和政策的支撑。另外,面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,教育评价研究还要关注对教育风险的研究,如乡村学校如何布局建设才能避免浪费,人工智能给传统教育带来的冲击,一些专业未来发展前景等。教育评价改革事关教育改革成败,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,任重道远。
来源:陕西教育综合版
作者:王彬武: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